行为经济学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人的行为，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。
相对论的一个侧面却总是给我们造成误解：我们不但喜欢拿事物与事物作比较，还喜欢把容易比较的事物集中做比较——避免把不容易比较的事物作比较。
<汤姆索亚历险记>中描写：“汤姆无意中发现了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定律，那就是要让人们渴望做一件事，只需使做这件事的机会难以获得即可。”
锚定效应：一旦一些价格在我们的大脑中得到确立，它形成的便不仅是我们对某一产品的出价意愿，还包括我们对其他有关产品的出价意愿（这使它们一致）。
羊群效应：基于其他人的行为来推断某事物的好坏，以决定我们是否仿效。
自我羊群效应：基于自己先前的行为而推想某事物好或不好。
免费的真正诱惑力是与这种惧怕心理联系在一起的。我们选择某一免费的物品不会有显而易见的损失。但是假如我们选择的物品是不免费的，那就会有风险，可能做出错误决定，可能蒙受损失。于是，如果让我们选择，我们就尽量朝免费的方向去找。
一旦市场规范进入了我们的考虑，社会规范就随之而去。
赠送礼品并没有引起他们的不快，因为即使是小礼品也能把我们保持在社会规范的环境里，脱离市场规范。
人们对明码标价的礼品的反映与现金完全相同，这样的礼品不再唤起社会规范，只要一提到价格，它就越过边界进入了市场规范的领域。
总的来看，“薪金”一组的参与者显示了很多市场特点：他们更加自私并且自立，他们想有更多时间独处，他们更愿意挑选需要单打独斗的工作而非团队合作的任务，而且他们选座位时也远离那些被告知将成为同事的人。的确，只要想到金钱，我们的行为就更像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——而不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呈现出的社会动物的特征。
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里：一个以社会规范为特征，另一个以市场规范为特征。我们对这两个世界实行不同规范。不仅如此，把市场规范引入社会规范，如同我们前面看到的，就违反了社会规范并且伤害了社会关系。一旦发生这样的错误，社会关系就难以恢复。
一旦社会规范与市场规范发生碰撞，社会规范就会退出。换言之，社会规范很难重建。一旦这朵盛开的玫瑰从枝头落下——一旦社会规范被市场规范打败——它很难发挥任何效力。
社会规范（例如共同创业的兴奋）强于市场规范（例如薪金随晋升而增加）时，员工能为公司（特别是那些刚起步的公司）创造的价值的确令人瞩目。
用弗洛伊德学说的术语，我们每人都包含一个黑暗的“本我”、一个“自我”和一种能不可预测地从“超我”那里截取控制权的兽性。
人类本性中有三大非理性的怪癖：
第一种怪癖，我们对已经拥有的东西迷恋到不能自拔。
第二种怪癖，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会失去什么，而不是会得到什么。
第三种怪癖，我们经常假定别人看待交易的角度和我们一样。
拍卖中，那些出价最高，参与时间最长的竞拍者，也是虚拟所有权感觉最强烈的人。当然，他们处在一种非常脆弱的地位：一旦他们自认为已经是所有者，就强迫自己一再出高价防止失去这一地位。
在现代民主制度下，困扰人们的不是缺乏机会，而是机会太多，令人眼花缭乱。这在今天的社会里表现得更明显。人们不断提醒自己，我们可以做到一切，可以成就自己期望的一切。问题在于是否能实现这一梦想。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全面提高自己；我们必须对生活中的一切加以尝试；随之而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，这样做下去，难道不会把自己搞得劳累不堪、心力交瘁吗？
我们的一种冲动驱使我们去追逐毫无价值的选择——那些几乎消逝的或者对我们不再有价值的机会。
市场营销做的就是这方面工作——向消费者提供信息，提高他们对产品的预期和真实快感。但是，市场营销人员所制造的预期真的能改变我们的品味吗？
我们可以承认人人都存在偏见。有了这样的共识，我们就可能接受，冲突的解决一般需要中立的第三方来制定法则。我们被固有的信念所禁锢，它使我们对某些事实视而不见，我们需要一个未曾被我们的预期所影响的第三方。接受第三方的意见并不容易，有时甚至不可能；但是一旦成为可能，当事双方都可能获益匪浅。
关于作弊：
第一个结论是，有了适当的机会，很多平日里诚实的人也会作弊。
第二个结论是，和我们的直觉相反，但更令人过目难忘：一旦在诱惑下作弊，作弊的程度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，与害怕被发现有直接关联。
对“什么是诚实”这个问题，亚当·斯密有一个脍炙人口的回答：“大自然在为社会创造人类的同时赋予他两种本质欲望，一种是取悦他的同类，另一种是不愿意得罪他的同类。大自然教导他对同类的幸福感到愉悦，对同类的不幸感到痛苦。”对此他补充说：“多数人的成功......多数情况下要依靠他们的邻居和同伴的帮助与善意，而帮助和善意在没有被人们接受的行为下是难以获得的。因此，‘凡事诚实为上’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是千真万确的。”
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把社会美德内化了。这种内化引导我们发展到超我境界。一般来说，当我们的所作所为符合社会伦理，超我就感到愉悦；否则就会感到不快。
我们的确看重诚实，想做诚实的人。但问题在于，我们内心的诚实尺度只有在考虑重大越轨行为时才被激活；在面临细微的越轨行为时，例如拿走一两支钢笔，我们甚至不会去想这点琐事与诚实有什么关联，因而我们的超我仍然在睡大觉。没有超我对诚实进行帮助，监督与管理，我们低于这种越轨行为的防线，就只剩下成本-收益的理性分析了。
轮流做东比AA制更能增进友情
我们付款时——无论多少——会感受到某种程度的心里痛苦，社会科学家称之为“付款痛苦”。这就是说我们挣钱不容易，付钱时就会有一种非快感（付快感），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。事实证明，“付款痛苦”有两个有趣的特点：
第一，最明显的，付款为零时（例如别人付了账单），我们感觉不到付款的痛苦；
第二，这一点不那么明显，“付款痛苦”的敏感程度随付款金额增加而相对下降。
也就是说，付款越多，我们感到的痛苦越大，但是随着金额增加，账单上新增的每一美元带给我们的痛苦感逐步减弱（我们称之为“敏感度递减”）。
从金钱角度来看礼品的效能很低，但它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润滑剂。它可以帮助我们结交朋友，建立长远的关系，帮我们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。有时候，这种金钱上的浪费，后来却证明了有不可估量的实际价值。
礼品和员工福利，用资源配置标准来衡量，似乎可有可无，而且无效率可言。不过，要是真正懂得它在创建长远关系和互利互惠、良好向上的感情等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，公司方面应该尽力把福利和礼品保持在社会规范之内。
如果某一特定的预期行为导致即时的负面结果（惩罚），这一行为将很难促动，即使最终结果的预期价值很高也不例外。
为了克服人类易于犯错误的各种倾向，我认为寻求一些诀窍，用即时、有力、正面的强化因素与那些我们为了长远目标采取的、并非如此愉悦的步骤相匹配，这样做非常有用。
诀窍是针对每一个问题找出合适的行为矫正法。把我们喜欢的事物与不喜欢的，但对我们有好处的事物关联匹配，我们有可能用最终结果来控制欲望——从而克服我们日常生活中面临的自我控制问题。
沃比根湖效应：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正面偏见，反映出一种更为普遍的倾向，人们对那些和自己有关的所有事物一见倾心、高看一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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